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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希勤:中国大学要走出自己的路 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

  (记者 王琦)面向未来的教育该是什么样?未来的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?日前,2018新华网教育论坛主题聚焦“解锁未来”,邀请教育界专家学者、高校、中小学及教育行业知名人士汇聚一堂进行智慧碰撞,共同探讨未来教育发展趋势。

  “解锁未来,媒体是瞭望者,主管部门是政策制定者,高校是探索者、实施者。”在论坛现场,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在题为《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思考》主题演讲中,从五个方面谈了自己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思考。他认为,“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,要去探索,这就是解锁未来的路径所在。”

  “知识”呈现爆炸增长趋势 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模式需要改变

 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1918年的开学典礼演讲词中说:“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”一直以来,大学是因为高深的知识而存在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,因此,研究大学的未来首先要研究“知识发生了什么改变”。

  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(NAP)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研究了1960年到2013年的SCI论文的合作者人数,发现1960年左右单独撰写文章的作者很多,但到了2013年多数论文由两人或多人合著,其中由11至100位作者合著的论文数量增长近一万倍。

  半个世纪以来,论文数量以及论文的合作者数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这种数字上的变化表明,“知识”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,这种趋势也改变了大学的研究方式:

  首先,学术研究已越来越依赖“团队合作”模式。现今,几十位、上百位甚至上千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工作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,说明社会有越来越多大科学、大工程需要团队合作完成。

  其次,人文学、社科学的研究脱离了“书斋”式的研究模式,同样也需要多人共同参与。

  再次,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已经从过去只有“单学科”解决问题,转变为同时出现“多学科”“交叉学科”“超学科”的研究模式。

  面对现代学术研究环境和知识裂变方式发生的这些改变,王希勤认为:“这向大学管理发出了重要信号。”他强调,如何将众多学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研究,成了现代大学面临的突出问题,所以“建立大学的现代治理体系是十分紧迫的”。

  大学思维范式发生变化 突破原有“二元论”限制

  信息时代大学面临什么样的改变?王希勤介绍,此前,西方对大学的研究逻辑是基于“二元论”的逻辑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身”和“心”的关系。这种传统认识论的框架认为,客观的、物质的这些概念可以归到“身”的范畴;主观的、精神的这些概念则可以归到“心”的范畴。

 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,一位知名的哲学家——约翰·塞尔提出了新的理论,推翻了这种简单的“二元”关系。该理论认为,“主观的”和“客观的”与“观察者是谁”有关,而“精神的”和“物质的”与“观察的对象是什么”有关,可见“物质的”不等于“客观的”,“精神的”也不等于“主观的”。据此,我们可以把现象分为四类:客观的-物质的、客观的-精神的、主观的-精神的、主观的-物质的。

  王希勤举例说,譬如“清华是个大学”这样的命题,是人的判断,属于精神的而非物质的,但其具有客观性,因为任何人去考察都可以得出同样的判断;再比如一个人感到“痒”、“疼”、“饿”,是主观的,但却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,因为这些信号是由身体发出的而非人脑构造出来的。

  在过去,“主观的存在”属于“冷暖自知”,需要通过语言的表述才能让别人知道,而语言的表述经过了个人大脑的处理,未必能保证真实,因此科学研究对这个无法验证的领域是回避的。但是现在处于数据时代,科学家可以剥离大脑的主观影响,通过把个体的感受用现代的传感器技术、信息技术采集保存下来,变成大家可认证的数据,变得相对客观,并通过量化的手段研究。

  面对这种突破了“二元论”限制的研究思维模式,王希勤认为:“文科主要研究人的认知的内容,科学则研究大家都可以观察的存在。当“主观的存在”成为了研究对象,科学和人文或许会发生新的融合。这种融合必然会改变大学文理分家的治理模式,也会让中华文明的优势得以彰显”。

  大学回归社会成为必然 大学不再仅是上层建筑亦为经济基础

  现代大学不仅要做纯净的研究,同样也要服务社会。当代社会中,人才是第一资源,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而大学是这两个第一的结合点。王希勤表示,大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上层建筑,亦为经济基础。现代大学也不再是让教育与生产、教育与社会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,大学培养的既是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。

  大学需要回归社会、回归本源,是历史的趋势。中国大学在回归过程中把自己融入进了国家创新体系。王希勤认为,随着国家经济发展,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正在发生改变。他举例说:“在清华大学,我们深切地体会到,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,越来越从接近市场的那一端,逐步向接近基础研究的一端转移”。但是这种转移绝对不是要让大学重回象牙塔,而是要让大学承担起原始创新的责任,并且与技术孵化、产业化、商业化一起构成创新生态系统,形成新的治理体系。

  中国的大学正在走向理性 经历“公共空间”和“个人空间”的分离

  王希勤在发言中表示,中国大学正在经历“公共空间”和“个人空间”的分离。这种“分离”不仅体现在教师个体和学校之间正在从“依附关系”转变为“契约关系”,同样也体现在学术研究中:大学的学术评价中强调“客观事实”,强调排除非理性的情感因素。

  王希勤认为,中国大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,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面临很大困难,“主要在于我们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存在张力,需要寻求辨证的统一。”王希勤在发言中举例说:“譬如中国的文化讲关系文化,而现代性则讲求科学思想,要求在评价当中拿事实说话,拿逻辑说话;中国的文化重感情讲义气,而现代性则要求强化契约精神,按制度和合同办事;还有我们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,当市场机制让人才之间的收入待遇出现差距,人们还是有一些不适应。”

  中国大学要走出自己的路 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

  鲁迅在《故乡》里说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在王希勤看来,中国大学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“人走得比较多的路”,而这条路“是西方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”。他强调:“现代大学在西方的模式下发展到一个境界,面临很多问题。中国的教育界要引领世界,走出一条新的路。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,要去探索,这是解锁未来的路径所在。”

  马克思说过“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,王希勤认为,中国大学可以通过把组织“人格化”,通过梳理关系体系去思考大学的治理体系应该如何设置。

  王希勤认为:“大学的关系体系是思考大学建设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,关系体系决定了大学是为谁办的,为谁培养人。关系体系背后存在价值诉求,价值诉求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,办什么样的大学。多种价值诉求组成价值体系,通过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契约化,最终可以得到制度体系。制度体系是管理体系的前提,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大学的组织体系、运行体系,来服务于关系体系。管理体系决定了怎么办大学,怎么培养人。”王希勤介绍说,这种逻辑也就是清华正在探索的治理体系的逻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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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安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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